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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完全国际化任重道远，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受制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尤其是主导货币国实力的兴衰。

这些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停滞将不可避免，而且会越来越严重。[25]华强：《增长趋缓宏观退烧》，《投资者报》2011-04-04。

因为如果全年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经济的快速下行，造成经济硬着陆，这是不能接受的。[36]甚至有的企业会降低产品质量来控制成本。[14]杨继绳：《中国经济患上凯恩斯依赖症》，《企业世界》2002年第11期。比如人民币的升值应当一步到位，这样一方面减少海外游资的进入，一方面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少外汇储备占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已经是世界第一，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这都是无法持续的。

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出口贸易当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人力资源尚未完全动员，而随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又吸收了大量的产能，消化了巨额的银行呆账。而中国2011年全年CPI增速目标为4%左右。（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原因分析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原有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的产物，其成立旨在降低并化解各地方原有城市信用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金融风险，因此，城市商业银行从设立开始的定位就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事实上，这种定位和功能类似于美国的单一银行制商业银行模式，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分别服务于农村、单个城市、区域和全国市场，这样的银行结构体系有利于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跨区域经营是银行业规模效应特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商业银行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一）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城市商业银行集中进入发达城市、地区，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增加了竞争激烈程度。城市商业银行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在发展战略上复制大银行的战略理念，造成原有的多层次定位发生变化，恶化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环境。

当时，为解决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区域限制产生的问题，银监会颁布《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采取分而治之的监管思路，明确鼓励有实力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收购、重组或直接设立分支机构等模式，在所在城市以外的郊区（县）、周边地区及邻近其他经济区布局，实现跨区域经营。正当各地城市商业银行纷纷全面进行跨区域扩张之时，我国政府开始实行从紧的金融调控政策，强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

（二）推进民营化进程，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尽管我们坚持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政府对于银行业的控制意义重大。就我国银行业而言，从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到商业银行，无不处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管之下。另外，城市商业银行中工作人员的学历普遍不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2010年12月6日发生的齐鲁银行60亿金融票据诈骗案，就是城市商业银行不正当竞争造成的恶果。

中部地区18家，占比17％。这一系列政策建立起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准入政策体系，刺激了城市商业银行扩张，许多中型城市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县级及省外市场辐射。据调查，目前全国147家城市商业银行达到监管评级二级的仅50多家，潜在风险巨大德国经济目前遭遇阻力，但总体呈向好趋势。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一个自由的市场。此外就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

虽然德国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如将5000亿欧元用于为德国银行间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购买银行坏账，投放820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等。尽管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修正值5.3下滑至5.2。

奥巴马上台之后，则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第一期为刺激经济的7870亿美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市场规则被扭曲，政府放纵2万亿美元的贷款，本身的监管没有到位。这次美债危机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对政府进行限制的表现，通过约束机制让政府不能多发债券，逼着政府能省则省，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必要的地方。还有一种是‘北京共识，政府的力量比较强大，也能发挥市场的作用，我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反而很羡慕中国模式，危机中政府可以迅速干预。而民众也以抗议的方式回应对美国自由市场史无前例的干预。因此，对于东亚模式来说，进一步的成功就与政府作用在竞争性领域的适时退出有关。

到明年年初，美债上限将最低提高2.1万亿美元，最高提高2.4万亿美元。德国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

加拿大华人学者鲍盛刚曾撰文称，美国过度消费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的激增。默克尔表示，在救助过程结束后，我们要尽快回归原有的社会市场经济轨道。

但是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罗斯勒仍表示，虽然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环境中经济景气风险扩大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但总体情况还是好的。中国、韩国、新加坡无一例外以政府威权作为经济管理的主导力。

而石小敏亦表示：德国和美国一样，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原则相近，只不过德国创造的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行业自治、企业自治。而与德国经济有相似之处的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投资和退税为美国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并通过减税以及政府支出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即便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

德国内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稳固，就业率不断提升，私人家庭收入随之增长。今年5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则宣布，2009年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预算成本达到8300亿美元，超过最初计划的7870亿美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同时也使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进而扭曲了市场自身的恢复功能。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拯救并没有完全避免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出现的问题，相反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运行轨迹，它消磨和扼杀了市场经济制度所激发的人类经济行为的那种激情和创造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德国政府救市时，十分注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往往通过设计出一种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

然而东亚模式实行的终归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中起作用。默克尔曾表示，财政刺激很重要，但它们无法取代必要的监管。过去一年多，德国股市的增长率也超过了其他的工业化国家，2010年德国GDP 增长3.6%，创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水平。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

8月2日，奥巴马签署法案上调美国债务上限。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

虽然美债风险并不足以导致一场根本性的债务危机，但对其产生的根源，则开始有更多反思。与市场主体的决策机制相比，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不过，最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还是下调了美国的信用等级。她认为，正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使德国能够在危机中得以保身。